导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日前正式获批，湖南迎来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深度、覆盖面更广的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

如何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建设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湖南日报》特约请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充分释放制度红利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张亚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调研时指出，湖南应“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强调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其中，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湖南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探索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体制机制，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由此可见，湖南自贸区建设不是要争做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要以系统性制度创新为主要抓手，打造大胆改革的园地、扩大开放的高地、创新创业的福地。

（湖南岳阳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沐浴在阳光中，该项目是目前全省同类型单跨跨径最大、最高的网架结构散货料仓，也是长江流域首个巨型“胶囊”形散货仓库。记者 徐典波 摄）

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最直接有效的举措就是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开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一是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二是完善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尤其在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方面要与国际先进规则对接；三是建立公开、统一、透明、稳定的规则体系，重点解决规则、规制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互为前置条件、缺乏必要稳定性等问题，让企业家有明确稳定的心理预期；四是形成产品、技术、管理的标准互认体系，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市场交易费用。

湖南自贸区建设既涉及关税、非关税、投资准入等边境上举措，也涉及准入后制度、政策、法律体系等边境后环境，应充分借鉴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及国内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模式与可行经验，在对标国际通行先进规则的同时，又注重发挥我国独有的制度优势，从而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强化制度的国际竞争力。

（9月24日下午，造型为“起航之帆”的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立式标识牌亮相。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以技术创新撬动制度创新，努力降低交易成本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往往具有共生性。湖南自贸区建设应注重以新技术应用撬动制度创新，强化两者的相互促进。

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与智慧城市建设，推进数据标准化、简化、协同及共享，实行市场监管、商务、外汇年报“多报合一”，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二是通过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促进政务办事流程进一步优化及政府公职人员服务行为规范化；三是通过提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水平，全面推行无纸化通关及通关一体化，显著提高贸易便利化；四是通过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金融服务便利化水平，同时建立起高效精准的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湖南自贸区建设应将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行机制创新寓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做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管齐下，促进两者耦合、形成化学反应，以此降低制度性成本与交易费用，进而形成吸引外商投资企业、集聚高端生产要素、扩大进出口贸易的竞争新优势。

优化行政管理职能，构建一流营商环境

国际经济竞争集中体现为营商环境的竞争，而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主要抓手是优化行政管理职能。湖南自贸区建设要有效获取开放红利与制度红利，必须致力于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并将其转化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

一是将优化营商环境目标转化为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考核指标。针对企业“最烦”“最痛”“最怕”“最盼”的突出问题，围绕“最简的审批、最宽的准入、最优的服务、最高的效率、最省的费用和最规范的监管”目标，对标“北上广”等先进地区标准，设立改善营商环境的具体指标，并将其纳入年度考核，在全省上下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竞赛。

二是将对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转化为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要将这些考核指标分解到部门，再由部门分解到个人，根据考核要求制定公职人员行为规范，并将这些行为规范告知社会各界，让公职人员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放管服”改革能够全面落地。

三是使行为规范与政绩考核转化为公职人员的行为自觉。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长期任务，只有严格规范公职人员行为、强化政府部门政绩考核，外部约束才会逐渐转化为内在自觉，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将随之发生深刻转变，营商环境才能实现持续优化。

（9月24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揭牌仪式暨建设动员大会在举行。现场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222亿元。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蔡烨 摄）

截至目前，我国已启动5批次共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先进经验。湖南自贸区建设应找准标杆、对标对表，拿出借鉴落地的时间表，同时立足自身实际大胆探索创新，努力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贡献湖南智慧、湖南方案。比如长沙片区可重点对标上海自贸区中的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着力推进临空经济、金融服务、文化贸易、科技创新等方面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岳阳片区可重点对标武汉自贸区中的武汉新港、重庆自贸区中的重庆港、浙江自贸区中的舟山港，积极探索内陆港口建设及临港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举措；郴州片区可重点对标广东自贸区中的蛇口片区，着力推进加工贸易的生态系统构建与优化。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国际贸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把握自贸试验区建设契机

培育湖南特色投资新沃土

许和连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而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推动资本高质量“引进来、走出去”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板块之一。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在我国开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湖南应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契机，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相结合、要素集聚与产业链升级相结合、扶持增量和优化存量相结合、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以优势产业为基石、以简政放权为导向、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以创新创业为纽带，加速外资在湖南集聚提质，加速湖南投资走向世界各地，推动形成“一产业、一园区、一走廊”的湖南特色投资新沃土。

（湖南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推动全省营商环境改善 ，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黄建军 摄）

以简政放权规范审批为导向，着力构建“四位一体”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加快推行对外商投资实行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登记备案”为辅的外资准入管理制度，全面提升湖南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准入效率；积极推行一口受理、同步审批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模式，并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按照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的要求，构建“自上而下”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并以制度建设助推监管常态长效、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助力监管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以社会中介有效评估监管效力。通过监管功能的整合和重塑，强化跨部门联动反应和信息互通，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以投资便利化为抓手，优化外资企业投资经营环境。建立外资企业用电、用气审批“绿色通道”，支持外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内采用集约化用地、依法灵活用工等多种措施来降低经营成本；积极推行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免所得税、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在权限范围内最大限度支持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争取外国服务“一卡通”试点工作，简化外国人才来湘工作许可程序，并积极探索推进引才引智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国际商事调解、仲裁机制，完善外商投资促进、项目跟踪服务和投诉工作机制，依法妥善化解外资企业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商事争端，为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优化外汇金融管理程序，积极推进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工作。

以创新创业为纽带，扎实推进外资企业持续增资扩产。积极推进自贸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着力打造“一核三区”（即以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为核心区，以长沙高新区、湘江新区和岳麓山大学城创新创业园为共建区）的基地布局；支持外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总部或研发中心、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推动海外高层次、专业化、国际化高端智力资源及要素落户集聚湖南；引导自贸试验区内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加强合作，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工作，推动形成包括人才培训、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全方位创新转化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着力提高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完善技术专利交易平台和商业转化机制，激发外资企业创新活力。

以产业链为依托，积极打造产业承接转移新高地。以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为重点，在明确相关产业链“断点”“堵点”基础上，围绕稳链、补链、强链大力引进行龙头外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及产业链核心企业，有效嫁接改造现有企业，推动内外资企业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内外分工；加快构建与粤港澳三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产业协作体系，聚焦“三大三新”（即大数据、大通道、大健康、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重点产业，主动对接和深度融入大湾区产业链，打造内陆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高地；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以湖南为基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市场，集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并有重点、有节奏、有策略地优化产业链和富余产能的全球布局，据此打造内联外合的中非产能合作先行示范区。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务实创新境外投资管理。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备案管理制度，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行为。加强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合理性审核，加快对外投资信用体系建设，并通过落实“境外投资黑名单”制度对违规投资行为实行联合惩戒；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对外投资产业联盟和自贸试验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共同推进境外投资项目库、资金库、信息库建设，实现跨境投资全链条信息共享；完善境外投资保障体系建设，引导省内金融性和政策性银行协力推进境外投资者融资、保险、风险预警等服务；加快建设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对境外资产或权益的处置能力，支持自贸试验区内境外投资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知识产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

建好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

共享中非经贸发展繁荣

肖皓

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省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动形成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的延续与升华。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提出“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积极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等多项改革事宜，旨在破解中非经贸机制的深层次问题，是在“南南合作” 框架下结合世情国情省情的创新之举，彰显了湖南智慧。拥有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双名片”光环加持，充分发挥 “一会一区”的“聚流”“引流”优势，湖南必将成为中非经贸合作新高地、实现更高层次开放崛起，这对于促进非洲国家共享中国经济繁荣、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贸、外资、外经等多个领域，非洲50多个国家和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通关、物流、交易、结算等不同环节，信息、金融、保险等不同服务，高桥大市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等多个平台，商务、发改、财政等多个部门。要实现从“名片”到“名气”、从“蓝图”到“行动”、从“政策”到“成效”的转变，须抓住关键、勇于创新，凝心聚力、多方协同，加速推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

紧扣“双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主题

当前，我国直面国内国际循环主要矛盾变化，开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突出了“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及其对“外循环”的主导作用。在新格局中，“外循环”应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等多个场合指出，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在新格局下，推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应着力实现“六个转变”：一是促进非洲经贸合作由过去的“输血”向“造血”转变；二是从以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格局转变；三是从注重硬件建设向同时注重硬件、软件建设转变；四是从进口大宗矿产资源产品为主向鼓励进口非资源型产品、提升非洲国家长期出口能力和发展能力转变；五是从WTO等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向大胆探索尝试更接地气的经贸治理规则转变；六是从做好中非经贸合作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讲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转变。

充分认识制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关键因素

非洲大陆各主权国家国情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存在外汇短缺、外汇管制严格、公共债务较高、政治风险较大、通关成本较高、地方保护倾向明显等问题，极大限制了其外贸外资外经发展，也导致中国对非经贸出现了“挣钱但钱回不来”等现实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对非国际援助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之间的整合不够，尚未形成合力。

以我国进口非洲非资源型产品为例，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于：一是信息不通。非洲国家拥有高品质天然优质农产品，但国内市场对其认识不够，更缺乏相关品牌建设；二是非洲生产供给能力不足。比如非洲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商品化率不高，缺乏稳定的货源保障；三是相比欧美，中国对部分非洲产品设置了更为严格市场准入门槛，或进口关税率更高，以致出现腰果、橡胶等产品绕道东南亚加工再出口到中国的现象；四是湖南尚未形成对非贸易专门通道，且进口和出口贸易规模、贸易产品的不对称提升了物流成本；五是配套支持体系不完善，缺乏中非经贸法律人才、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等。

（中非经贸合作磋商会上，中非与会嘉宾在进行一对一的磋商。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积极创新中非经贸深度合作思路举措

针对制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关键因素，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方案提出了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构建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和中非“易货”贸易平台，推动破解因外汇短缺或管制导致大规模经贸活动受限等问题；推进中非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以提升中非通关效率；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有利于扩大非资源性产品进口，提高非洲国家外汇收入；打造中非客货运集散中心，可降低湘非贸易物流成本；统筹对非援助等有关资源，可望打造“援外+经贸”新模式。

与此同时，应探索推进中非经贸网上博览会、跨境产业园区深度合作、海外物流仓建设、货物换投资、有条件免征关税、特别出口信用保险等多项改革创新事宜，以有效打破制约中非经贸发展的关键壁垒，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南南经贸合作”新模式。

统筹构建多方协同的中非经贸合作大舞台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不仅是湖南的平台，更是中国的平台、世界的舞台，在建设过程中需统筹发挥各方力量。

一是用好国际组织和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等高校智库力量，加快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二是从对非经贸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实际困难出发，发挥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等作用，制定更为精准的政策措施；三是增强与浙江、广东、北京等对非经贸合作主要省份的协作；四是突出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的中心地位，注重岳阳城陵矶港口和岳阳城陵矶综保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的错位发展；五是充分发挥财政、税务、发改、商务、银行、行业协会等各自职能，形成多部门协同、共商共建共享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秘书长）

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势

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湖南节点

谢锐

湖南北依洞庭、南邻粤港澳、西接西南腹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接合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打造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

为此，湖南应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势，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主动服务、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着力加快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协同、促进省内省际联动发展，打通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堵点”，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湖南节点。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是湖南省首个依托航空港发展建设的综合保税区。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罗汇芳 摄影）

加快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构建“双循环”物流新通道

一是做好三大片区物流功能定位与协调发展，优化“双循环”物流通道。强化长沙临空经济优势，打造湖南空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支持设立多式联运中心、物流集散中心、商品交易中心，加强长沙货物资源的集聚和配置能力；强化岳阳临港经济优势，推动岳阳、武汉两地港口一体化，并实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造长江中游综合性航运物流中心，提升长江经济带港口物流效率；探索郴州片区与粤港澳联动发展离岸贸易新模式，开辟直通港澳的快速通道，支持建立连接粤港澳与中西部地区的物流集散中心。

二是推动国际物流通道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流通效率。打通对非国际物流通道体系，重点建设对非航空货运、铁海联运、江海联运，打造中非非资源性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增加中欧班列（长沙）开行数量，探索中欧班列与水运、陆运、空运的联动机制，支持在长沙建立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支持岳阳对日韩和东盟国家直航，加快建设岳阳至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货运海运航线。

三是完善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国际物流新业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探索与粤港澳联动、海关通关一体化的高效通关模式；加快与长江经济带以及粤港澳在货运代理、货物运输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对接；推动建设海运、空运、铁路运输信息共享平台；推进跨境电商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支持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建设，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在重点国别和重点市场建设海外仓；推动物流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培育智慧物流生态体系。

（疫情发生后，部分空运、海运等国际物流通道暂停，但长沙的中欧班列一直稳定开行，成为全国仅有的4个“天班”城市，有力保障了生产物资供应和省内企业进出口贸易。记者 童迪 唐璐 摄影）

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协同，夯实“双循环”产业基础

产业链供应链是“双循环”的基础、链接“双循环”的纽带，湖南应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协同，支持自贸区延链、补链、稳链和强链，夯实“双循环”产业基础。

一是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充分发挥长沙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制造业产业链优势，加强产业链重点企业招商，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利用产业链重新布局契机，提升岳阳深入对接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能力；利用郴州有色金属产业规模优势，培育龙头企业和重点企业，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郴州有色金属产业链质量提升。

二是推动优势产业链补链强链，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发展能力。推动湖南制造业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制造业互补错位发展；支持与上海、武汉、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建立联合技术开发中心，推动拥有先进制造业技术优势的企业、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北斗导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在湖南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分支机构；建立先进制造业“卡脖子”技术调查制度，提升优势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产业链创新水平。

三是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提升“两业”联动发展能力。依托自贸区先行先试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提高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水平；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平台，提升“两业”融合发展能力，降低“两业”融合发展成本；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通过市场一体化、标准互认、跨区域建立研发机构、规则对接等措施，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跨区域联动发展。

促进省内省际联动发展，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湖南节点

一是增强城市群协调发展能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湖南自贸试验区内长沙、岳阳、郴州三个片区分属长株潭城市群、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以郴州为核心的湘南地区，应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空间溢出效应，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发挥长沙临空经济优势，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对湖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湘南地区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和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能力，打造湖南经济发展新增长极；通过打造长江中游综合性航运物流中心和内陆临港经济示范区，进一步发挥岳阳临港经济优势，推动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二是破除以邻为壑思维，消除区域间要素和商品流动壁垒，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湖南节点的市场规模基础。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建立政府间协调机制，加强省际联动，破除阻碍要素和商品流动的区域壁垒，形成区域大市场规模优势。

三是实现湖南自贸试验区创新政策在全省范围内有序复制推广，夯实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湖南节点的制度基础。自贸试验区有重大制度创新的优先权，对于经湖南自贸试验区三片区充分论证、先行先试的创新制度措施，应在全省范围内有序复制推广，以促进我省各区域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市场潜能，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湖南节点的形成。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湖南日报》

原文链接：湖南日报社数字报刊平台 https://hnrb.voc.com.cn/hnrb_epaper/html/2020-09/30/node_206.htm